許淵沖

二十年前，翻譯界掀起了一場關于《紅與黑》譯本的論戰。上海《文匯讀書周報》把譯本分為“等值”和“再創造”兩類。當時有學者在香港翻譯會議上說：“‘等值'類指譯文句子結構與原文形式比較貼近，并較準確傳達原文的意義。‘再創造'指譯者對原文的形式與結構進行了藝術變動。譯文中注進了譯者的個性。讀者選擇的結果如下：選擇‘等值'類的占78.3％，選擇‘再創造'類的占21.7％。說明喜歡‘等值'的讀者占大多數。”把譯文分成“等值”和“再創造”兩類對嗎？ “等值”的譯文不需要再創造嗎？“再創造”的譯文不等值嗎？這都需要舉例研究。我們先來比較《紅與黑》第一章第一句的兩類譯文：

1．（等值）維里埃爾（Verriere）這座小城可以算是弗朗什－孔泰那些美麗的城市中的一座。

2．（再創）玻璃市算得是方施—孔特地區山清水秀、小巧玲瓏的一座小城。

第一種譯文的“維里埃爾”完全是音譯，但原文前半分明是玻璃的意思，所以第二種譯成“玻璃市”，比起音譯來，哪種譯文和原文更等值呢？音譯沒有傳達任何意義，要說等值，恐怕遠遠比不上再創的譯文吧。第一種譯文說“美麗的城市”給人的印象是城市的建筑美麗，并不包括山水在內，但是《紅與黑》第一章同一段接著就描寫玻璃市的山水，而且原文分明說的是“最美麗”，這就可以包括山水在內，可見第一種譯文翻譯的只是一句之內的字，而不是全段之內的“意”。至于“小巧玲瓏”，1950年我三次走過法國和瑞士的邊境，發現那里的小城真是“小巧玲瓏”，所以這個再創的譯文不但是譯了原文的字，而且譯出了原文的“意”，使讀者更了解原文的內容和形式。這種譯文比起第一種來，哪種更和原文等值呢？恐怕第一種只是形式上等值，而第二種才是內容上等值吧。

也許一個例子不夠，我們再看第二例吧。兩種譯文分別是；

1．（等值）我喜歡樹蔭。

2．（再創）大樹底下好乘涼。

有學者認為第一種譯文“句子結構與原文形式比較貼近”，但有沒有準確傳達原文的意義呢？筆者認為沒有，因為原文上下文中，市長高傲地把自己比作大樹，他說“喜歡樹蔭”，正是因為他這棵大樹底下好乘涼。所以第二種譯文其實更傳達了作者的原意。

這場關于《紅與黑》翻譯的論戰給翻譯界留下很大影響。隨后幾十年間，形式上對等的翻譯理論一度流行，如社會科學院有學者提出“形似而后神似”論，北京大學有學者提出“最佳近似度”，復旦大學有學者提出“緊身衣”譯論等，多是西方對等譯論在中國的延續，但真正等值的創譯論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。其實，西方翻譯界提出對等譯論，因為西方語文如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等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，約有90％可以對等。而中國語文和西方語文不同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，只有不到50％的語匯可以對等。那不對等的一半怎么辦呢？朱光潛、錢鐘書二位的答案是：“藝之至者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聯系到翻譯的藝術上來，就是說：文學翻譯的最高原則是要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，運用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，而又不違背原文的內容。西方的對等論只要求“不逾矩”：是低標準；中國譯論要求“從心所欲”，是高標準。

下面舉個例子說明。毛澤東的《念奴嬌·昆侖》氣勢雄偉，“而今我謂昆侖，不要這高，不要這多雪。安得倚天抽寶劍，把汝裁為三截：一截遺歐，一截贈美，一截還東國。太平世界，環球同此涼熱。”三個“一截”，英美譯本、北大出版社譯本都譯成piece，不能表達原詞的雄偉氣勢。中國翻譯公司卻譯成：

I'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.（山峰或頂部）

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.（山腰或中部）

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．（山腳或余部）

這才能表達原文世界大同的理想，傳達原文的意美；譯文有韻，傳達了原文的音美；譯文整齊，傳達了原文的形美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毛澤東《為女民兵題照》中的名句：“不愛紅裝愛武裝。”美國詩人恩格爾和他夫人聶華苓的譯文是：

They like uniforms，not gay dresses．（她們喜歡軍裝，不喜歡花哨的衣服。）

這是相當典型的西方對等譯文，也符合中國“形似而后神似”的要求。但這些都是形式上的對等，內容上是不是對等呢？原詩形式上的“武裝”在內容上表示的卻是英雄主義。富有意美；“愛”，和“不愛”有重復的音美；“紅裝”和“武裝”有對仗的形美。原文的“三美”在對等派的譯文中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這怎么能算等值的譯文呢？那么，中國學派的譯文又是怎樣傳達原文“三美”的？我們看看中國翻譯公司的譯文：

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

（她們）敢于面對硝煙，不愛涂脂抹粉。敢于面對硝煙。表現了女民兵的英雄主義，這是意美；英文face當名詞是“面孔”，當動詞卻是“面對”；powder當名詞是粉或炸藥，當動詞卻是抹粉。“面孔”和“面對”在英文是同一個詞face，“抹粉”和“炸藥”也是同一個詞powder，所以譯文也有重復的音美；“面對硝煙”（face the powder）和“涂脂抹粉”（powder the face）的譯文對稱，又有對仗的形美。這樣譯文就傳達原文的“三美”了。這就是中國學派“從心所欲不逾矩”的一個例子。到底什么是好的翻譯，怎樣的翻譯更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？讀者從上述例子中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。

許淵沖: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，2014年國際譯聯杰出文學翻譯獎得主

（來源：光明日報，編輯：Helen）